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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轉星移,滄海桑田。時光似白云倉促掠過,來到了 21世紀,世界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游人如織的井岡山,袁文才——這個充滿吸力的字眼,這個亮若璀璨的辰星,閃耀著熠熠光彩的名字,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腦海之中,讓許多游人不由自主地把袁文才與毛澤東、與井岡山的斗爭、與中國革命的勝利緊緊聯系起來。許多人都說:沒有袁文才,毛澤東就進不了井岡山,就沒有中國紅軍借以安身渡過難關的井岡山根據地,中國紅軍何去何從還是一個謎,中國革命的歷史也許就要改寫。這一說法,也許有些夸大。然而,袁文才超凡脫俗的眼 光,敢于同反動勢力作堅決斗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膽魄,以及他為創建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所作出的卓越的歷史貢獻,是令人敬佩和不可磨滅的。
偉大的井岡山人民以及從這塊紅土地走出去的許多革命前輩, 不無惋惜地感嘆袁文才的英年早逝、大業未竟。
袁文才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革命,他的人生雖然短暫, 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光輝燦爛的一生。
譚震林,井岡山斗爭時期曾先后擔任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主席、 茶陵縣委書記,并在袁文才擔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期間,擔任政府土地部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浙江省和江蘇省省委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他在《回顧井岡山斗爭歷史》一文中指出:“沒有他們兩個人(指袁文才、王佐)支持,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沒那么容易。我們上了井岡山,有了這個險要地方,也還要靠他們來守, 群眾擁護他們,他倆對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有功勞的?!?/span>
井岡山斗爭時期曾先后擔任茶陵縣委書記、紅四軍前委秘書、 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等職的江華,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浙江省委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職務。江華曾三次上井岡山,最后一次已九十高齡,由工作人員攙扶著進博物館參觀。這位革命老前輩,與井岡山這塊紅土地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逝世之后,其兒女按照他的生前囑咐,將他和夫人吳仲廉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寧岡茅坪村的后龍崗 上,僅用兩塊花崗石分別刻下他與夫人吳仲廉的名字。這種對井岡山一片赤誠至愛的感情和高尚品德,深得井岡山人民的敬佩和稱贊。他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幾事的回憶》一文中講到:“殺袁文才、王佐是不對的。沒有袁、王,井岡山根據地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這兩個人是有功勞的?!?/span>
井岡山斗爭時期在袁文才部先后擔任二連、四連黨代表的宋任窮,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共云南省委書記、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中 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等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宋任窮在他的回憶錄中講到:“我聽說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感到十分痛惜?!薄霸牟拧⑼踝艚洑v了許多次戰斗,作戰勇敢,逐漸成長為無產階級的堅強戰士。他們雖有缺點錯誤,但不堅持錯誤,仍不失為優秀的共產黨員,杰出的紅軍指揮員。”“我們永遠懷念這兩位對建立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的革命先烈。”
陳伯鈞在《井岡烽火歲月》一文中還講到:“那時是革命低潮時期,不依靠袁文才、王佐,我們就沒有辦法堅持革命斗爭,沒有井岡山就無法生存,在井岡山一年多度過了革命難關。”“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要足夠估計他們的作用?!?/p>
井岡山斗爭時期為紅軍軍官教導隊區隊長的張令彬,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他在《井岡山斗爭的回憶》一文中講到:“三灣改編以后,部隊要到井岡山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但井岡山上有兩位綠林首領即袁文 才、王佐,他們各有槍六七十條,要上井岡山首先要與他們搞好關 系,否則上山不但要付出代價,而且根據地的建設就更困難了?!薄八越ㄔO井岡山根據地,袁文才、王佐同志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是有一份功勞的?!?/span>
張國華在《回憶袁文才和王佐》一文中還講到:“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的紅軍,能夠在井岡山上站住腳,除附近各縣黨組織的作用外,與袁文才、王佐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如果他們繼續其綠林生活,紅軍要在那井岡山站住腳是困難的,因為他們都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后來把他們兩人殺了,山上的革命斗爭就停止了……這就更證明他們有作用。”
“三灣改編”時增補為前委委員,后來在袁文才、王佐部隊擔任一連黨代表的熊壽祺,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中央民族學院院長。他在一九六三年的時候講到:“記得主席講過:袁文才對革命是有幫助的,三灣改編后的工兵革命軍兩營人,沒有袁文才答應,我們是不容易進去的,就是進去了,也難站住腳,就像紅軍到延安,跟劉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樣?!?/p>
這些革命前輩們對袁文才、王佐的中允評價和對歷史的精辟見 解,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客觀事實。
首先,袁文才、王佐是井岡山一支有一定社會基礎、深得群眾擁護的農民武裝,這支武裝雖然人槍不多,但代表了群眾百姓的利益, 又憑借井岡山險要的有利地形,遂成為一支不可忽視和低估的武裝力量。
其次,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遭受嚴重挫折,軍心動搖, 人心渙散。到“三灣改編”時,原五千多人的起義部隊只剩七八百人,其中還有大量的傷病員,加上缺醫少藥,生活異常艱苦,已經到了 “沒有辦法堅持革命斗爭,無法生存”的艱難地步,革命完全處于低潮時期。
再次,當革命處在這一重重危急關頭,袁文才深明大義,洞開山門,把毛澤東及工農革命軍迎上了井岡山,使工農革命軍擺脫了困境,“渡過了革命難關”,以至才有后來的朱、毛會師以及紅四軍與紅五軍的會師。從此,毛澤東領導的這支革命隊伍不斷發展壯大。
最后,沒有袁文才、王佐,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在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中,袁文才、王佐“這兩個人是有功勞的”, 他們是“優秀的共產黨員、杰出的紅軍指揮員”“要足夠估計他們的作用”。
革命前輩們的一言一語,反映了他們尊重歷史、忠于史實、客觀 公正、高度負責的態度和精神,體現了他們在過去戰爭的烽火歲月里培養起來的那種真摯感情。同時,也表明了袁文才、王佐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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