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悲壯的。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社會賢達，他們或為了改變落后現狀、推動社會前進，或為了拯世救民、民族生存，或為了正義事業、人類進步，而拋頭顱，灑熱血， 英勇奮斗，前赴后繼，譜寫下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

 歷史是無情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革命志士，他們或戰死驟場、 殺身成仁，或命途多舛、慘遭厄運，或滿腔悲憤、含冤九泉。伴隨著滾滾前行的歷史車輪，無數人為之付出了犧牲,滄桑歲月里積淀著太多沉重。

然而，歷史又是公正的。它不為人的一時尊貴或卑微、順境或逆 轉、成功或失敗、光榮或恥辱而定論。歷史如江河之驚濤，大海之駭 浪，它將淘盡積于表層的泥沙，還事物以本來面目。人之功過是非、 成敗得失，最終將在歷史長河的驚濤駭浪之中得到驗證。

袁文才、王佐被定論為錯殺，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但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都未公開和明朗化。當來的人向謝梅香問及袁文才的情況時，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訴別人說:袁文才是在永新犧牲的，解放后被評為革命烈士。

 其實，在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問題上，毛澤東早已定論。

一九三0年十月，在紅軍最后一次打吉安時，原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陳正人就曾向毛澤東匯報這起事件的經過，毛澤東當即就說：“殺錯了！”

一九三七年，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指袁文才、王佐）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毛澤東在延安還對何長工講，錯殺袁、王，要平反！ 一九五0年前后，首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又一次同毛澤東談到袁、王被錯殺之事，毛澤東依然表示：殺袁、王是個錯誤。此后，江西省人民政府為袁文才、王佐的歷史陳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并追認為革命烈士。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和張國華一起回顧井岡山難忘的斗爭歲月時說：“當時對袁文才、王佐的解決是不對的，這個武裝過去對我們是有作用的！ ”

特別是—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后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又一次涉及袁文才、王佐事件的責任問。

從一九三0年到一九六五年，在這漫長的三十五年間，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竟反反復復地提到袁文才、王佐被錯殺這樣一件我黨歷史上的“區區小事”，足以說明一代偉人毛澤東對袁文才、王佐這兩位井岡山歷史人物的感謝和懷念。毛澤東在和張國華談話中甚至講到：袁、王“鬧點獨立性也不要緊，就是’反水，（指叛變）也不要解決”。由此可見，毛澤東與袁文才、王佐在艱苦的井岡山歲月里，用生命和鮮血凝成的革命情誼是何等的深厚！這不僅是一種寬容，一種大度，更是一種用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的生死之交！

熟悉、了解袁文才的賀子珍，對袁文才、王佐之死十分痛惜。幾十年之后，在提及此事時，其內心依然不能平靜，真摯感情溢于言表。她說：

 一九三O年，袁文才被錯殺，王佐不幸犧牲，事后，毛澤東聽到這消息，心里很難過，多次批評這種錯誤的做法。他說：“不應該把他們當土匪對待，不應該這樣對待這兩位同志，他們都是要革命的”。

有的人把袁文才這種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繪成奸詐、詭秘，這是不對的。我同他們的接觸較多，了解他的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動都表明，他是熱愛革命、忠于黨的。他對毛委員和他率領的革命軍上井岡山是真心歡迎的，對黨的領導真心擁護，對革命沒有二心。袁文才很聽毛澤東的話，他公開對很多人說過：“我就聽毛委員的。”

當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隊伍，主要的成員都是農民，他們身上帶有濃厚的農民意識和散漫作風。特別是在大革命之前，他們還沒有改編為農民自衛軍，確實都是綠林好漢。因此，在他們身 上，保留了較多的不講原則、只重個人意氣的俠客思想，這都是需要進行教育和幫助的。

 從我上山后的觀察，即使在毛澤東沒有上山之前，在袁文才、王佐的隊伍里，也是有一定的紀律的，特別是袁文才，對自己的隊伍管的比較嚴。他們不搶（老百姓）、不嫖、不賭、不調戲女 人、隊員不許隨便下山。正因為他們隊伍的紀律比較好，才得到當地群眾的擁護，在井岡山站住了腳跟。

事實上，當時不僅是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有農民意識，即使是紅一團，它相當的一部分成員，也是農民，同樣存在著多種錯誤思想。當然，他們直接在毛委員的領導下，受教育的時間長一 點，同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是有程度不同的區別。我想，毛澤東正是看到這兩支隊伍要革命是本質的一面，才對他們加以肯定，同時又對他們的缺點和不足之處，進行耐心的教育和幫助。

這一句句充滿真誠的話語，這一聲聲發自肺腑的傾訴，如滾珠相逐，錚然作響。它反映了這位革命前輩對袁文才及其部隊客觀公正的評價，表現出對袁文才、王佐蒙冤被殺的沉痛心情。

對于袁文才、王佐被殺，許多革命老前輩在當時就感到不可理解和接受。井岡山斗爭時期任中共鄢縣縣委書記的張平化，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他在《憶北伐和井岡山斗爭》一文中講到：“湖南的都縣和江西的寧岡、 遂川三個縣的赤衛大隊結合起來，成立了湘贛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是劉紫歧同志，我擔任政治委員，湘贛軍區下命令，要我們第二分區去打’袁、王殘部，。當初，紅軍某部在永新縣城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解除袁、王部隊的武裝，還打死袁、王本人。對這種紅軍打紅軍的行為，我和許多同志一樣不理解，這回又要我們帶隊伍去打他們的 '殘部’，實在思想抵觸、很不愿意。但省軍區下了命令，軍分區也無權違抗。我們只好帶著鄱縣赤衛大隊進山搜索”。

 陳正人，解放后歷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等職。他在《創立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一文中講到：“袁、王被殺，幫助了敵人，使國民黨反動派本來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反而幫他們做了。也就是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奪去了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使我們苦心經營起來的井岡山長期被敵人占領，直到一九四 九年江西全境獲得解放時才得到解放?！?/span>

 陳士集，一九二七年九月參加秋收起義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南京警備司令、華東軍政大學副校長、軍委工程兵司令員等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在回顧袁、王被錯殺的問題上，發出令人深思地感慨：“在我黨我軍的歷史上，左傾思想雜以個人恩怨和狹隘的私利，對自己人刀戈相見，嚴重損害黨催事業的悲劇，已經夠多的了，我們應該牢牢記取這些血的教訓.

 一九二八年底隨紅五軍來到井岡山的李聚奎，解放后曾是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政委、高等軍事學院院長等職。一九五八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在《紅五軍在井岡山》一文中講到：“說袁、王要叛變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充其量不過是內部矛盾而已。而湘贛邊特委的一些領導人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待有缺點錯誤的同志,直至不惜殘酷地殺害他們，顯然是極為錯誤的”。

賀敏學，當年在袁文才、王佐部隊從事政治工作,新中國成立后 任福建省副省長、全國政協常委等職。他在《回憶井岡山的革命斗爭》一文中講到：“袁、王不存在什么受編不受調的問題”，“殺掉袁、 王是不應該的。殺袁、王是永新縣委王懷、朱昌偕等，這些人要負責任的”。

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的陳伯鈞，曾在袁文才部隊擔任排長兼教官。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湖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和院長等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在《井岡烽火歲月》 一文中講到：袁、王被殺害，“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贛西南特委和紅五軍是搞錯了?，F在應該給他們翻案?！?/p>

張國華，井岡山斗爭時期曾在袁文才、王佐的紅三十二團擔任 號兵，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西藏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等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他在《回憶袁文才和王佐》一文中講到：“’反水’是沒有的，是冤枉的，不聽指揮則有的，或者有點鬧獨立性，但絕不是叛變，這點可以肯定?！痹趯Υ?、 王問題上，“不是把他們當作內部問題，而是把他們當作敵我問題， 動起武來。假如袁、王知道要解決他們，也很困難，那時五軍只有一千多人，王佐他們有五百多人，戰斗力不亞于紅五軍，但那時，袁、王 部隊沒有打一槍。從這個戰斗形勢看，也不是反水?！?/p>

 井岡山斗爭時期擔任紅五軍黨代表的滕代遠，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鐵道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在《談紅五軍上山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不無內疚地講到：“我們錯誤地只聽一面之詞，彭德懷同志當即下決心，派郭炳生這個縱隊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隊解決了?！?/span>

這些當年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斗爭中與袁文才、王佐同甘共苦、浴血奮戰、出生入死的老戰友、老同事，他們無不為邊界特委領導人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分敵我的錯誤做法而異常痛惜， 無不為袁、王的蒙冤被殺以及由此對革命事業帶來的嚴重損害而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