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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父臨刑曾大呼:
“我今就義亦從容?!?/span>
寄語天涯小兒女,
莫將血恨付秋風。
不管是誰,讀起這樣的詩篇,都會被悲壯的語言、深切的情感以及貫穿其中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所感染。這樣動人、 悲壯的詩句又是出自誰手呢?這是一個一生歷經坎坷的英雄母親,這又是一個為了革命理想信念終身不屈、堅持斗爭的共產,她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烈士孫炳文的妻子,延安時期被人們廣為傳頌的“媽媽同志”一任銳。
任銳,原名任緯坤,曾化名張蕓,河南省新蔡縣古呂鎮人。任銳在北京女師學習期間,正值孫中山倡導發起的中國同盟會開展革命活動。受其影響,任銳在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國同盟會京津支部(京津同盟會),積極進行反清革命活動。1913年春,任銳和孫炳文在北京結婚?;楹蟛痪?,“鐵血團”刺殺袁世凱事件敗露。而他們夫婦都是“鐵血團”的成員,孫炳文已被列入緝捕名單。為避開追捕,他們不得不在同學胡金祖的資助下,告別使他們相識相知的北京,一起南下入蜀,返回孫炳文的家鄉。
1922年8月,按照原先的約定,孫炳文和朱德從上海乘客輪遠航歐洲,赴德國留學。已是四個孩子母親的任銳,雖知丈夫離開后自己會生活艱難,但出于憂國憂民之情,非常支持孫炳文出國尋求真理。她獨自挑起家庭重擔,含辛茹苦地撫育四個孩子。1922年,在德國,孫炳文與朱德同時經周恩來 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1925年五卅運動后, 受中共中央號召,孫炳文轉道莫斯科,于這年冬回到北京。夫妻久別重逢,任銳倍感欣慰,在天倫之樂中度過了幾個月較為平靜的家庭生活。其間,任銳經孫炳文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春,孫炳文接到在廣州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邀請電報,遂偕次子孫濟世和北京大學張斗南數名學生,離京南下,經上海去廣州,就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并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北伐軍留守處主任等職。任銳帶三個子女留北京,并繼續求學。不久,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這天,北京各界民眾在天安門前集會,聲討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賣國行徑。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的任銳,懷著身孕參加了集會和游行。當游行示威的愛國群眾到達段祺瑞政府門前請愿時,段祺瑞政府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射擊,并用鐵棍追打砍殺。劉和珍等47人遇難,任銳被手持鐵棍的衛隊打倒,腹部被踩傷。三一八慘案后,孫炳文去北京接任銳及子女寧世、濟世、維世、名世到廣州。在廣州一年的時間里,正值大革命轟轟烈烈,任銳協助孫炳文做了很多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孫炳文被捕犧牲。隨后的幾年,任銳獨自一人帶著幾個孩子,開始了她長達十年的四處漂泊、歷經艱辛的生活。在此期間,她還不顧個人的艱難處境,為黨的革命事業做了很多事情。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父親任芝銘即赴新鄉,在國民黨將領張軫當時主持的豫北師管區和第一 一〇師供職,參加抗戰。任銳和六妹任均在新蔡縣積極組織了婦女救護隊,拉到鄭州,日夜護理從抗日前線退下來的負傷官兵。后又帶領全隊加入“抗敵后援會”,擔任慰勞隊長,為抗日前線運輸物資。 當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當周恩來得知孫炳文的遺孀任銳在河南時,立刻托人在開封找到了她,讓她去延安。任銳只身北上,1937年12月到達山西臨汾,暫考入民族革命大學學習。同年,任銳的長子孫寧世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找到父親生前老友周恩來,不久被派到朱德總司令身邊工作。朱德對已故老友的孩子嚴格要求,悉心培養。隨后,她的女兒孫維世也離開上海到了武漢,被周恩來送到延安抗大學習。周恩來和鄧穎超緬懷忠烈,決定撫養孫維世。他們寫信給任銳:“愿把這個烈士遺孤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任銳對他們的深情厚誼很是感動,接受了這個建議。
1938年2月,朱德從山西洪洞抗日前線寫信給任銳,介紹她去延安抗大學習。任銳即赴延安。她到達延安時,女兒孫維世已在那里。她和維世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主義學院一起學習。母女同學,在延安一時傳為佳話。當時的任銳已是47歲的老同志。在學員中,她歲數最大,又有過較深的閱 歷,不但對自己要求嚴格,還常鼓勵青年同志努力學習,大家都很尊敬她。維世叫她媽媽,其他學員也就隨著維世親切地叫她“媽媽同志”。那時在延安,人人知道有一位年紀雖大、斗志彌堅的“媽媽同志”。毛澤東給任銳寫信時,也隨大家,稱她“媽媽同志”。周恩來在送給任銳的一張鄧穎超的照片背面也這樣寫:“代送給任銳媽媽同志”。1938年5月,任銳在延安抗大學習期間,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任銳從馬列主義學院畢業,經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安排在四川壁山第五兒童保育院工作。保育院有500多個孩子,都是從日軍炮火下搶救出來的孤兒。任銳視孤兒如親生兒女,從學習到生活無不關懷備至。孩子們被分成若干中隊,其中有病的孩子編在一起。任銳特別關心這些“病中隊” 的孩子們,親自照顧他們大小便,送水給他們服藥,還用自己的生活津貼給孩子們買白糖等營養品。她還經常給孩子們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講民族英烈的故事。這些孩子,后來有不少走上了革命道路。任銳在保育院對孤兒無微不至的關懷,引起了國民黨CC派注意,認為她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員,有特殊的身份。因她反對克扣兒童糧餉,遭到國民黨CC派排擠,被迫去職。隨后組織上分配她到八路軍辦事處圖書館工作。
1941年秋,任銳從重慶調到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監印,負責公文審閱加印。在1942年的延安大生產運動中, 因任銳年長體弱,大家都照顧她。但她不甘落后,盡其所能地參加勞動和安排好同志們的吃住。當時物質條件艱苦,組織上照顧老同志,讓她吃小灶,她卻吃粗糧、咸菜,把每月很少的津貼節余下來,給有病的家屬孩子買白糖和雞蛋吃。她衣著樸素,衣服是補了又補,多次把新發下來的制服退回去。因此, 大家都非常敬重這位老革命“媽媽同志”。1945年秋天,任銳的小兒子孫名世從前線歸來看望失散多年的母親和姐姐。組織上打算把孫名世留在延安以照顧任銳,但她堅決不同意,要求兒子重返抗日前線,并賦詩言志:“送兒上前線,氣壯情正愴。五齡父罹難,家貧缺衣糧。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傷。烽火遍華夏,音信兩渺茫。昔別兒尚幼,猶著童子裝。今日兒歸來,長成父模樣。相見淚沾裳,往事安能忘?父志兒能繼,辭母上前方?!辈恍业氖?,1948年秋孫名世犧牲在遼沈戰場。
任銳是一位一生顛沛流離、獻身民眾的女革命家,憑著堅強的理想信念,她幾乎親身經歷或參與了影響近代中國命運的所有重大革命事件。她又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中年喪夫、失子的悲痛并沒有改變她參加革命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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