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真理，是一個艱辛的摸索過程。用什么來檢驗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只能是不斷變化的實踐，只能是看它們對于推進中國革命是否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為此，黨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對于做出的每一項決策，始終堅持以實效來衡量，并隨著不斷變化的實踐進行修訂和完善。

調查研究是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的根本途徑。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曾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和看了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岀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

《反對本本主義》開頭更是指岀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它鮮明地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 。同時，文中還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調查技術，這些技術都是毛澤東親自做調查時采用過的。黨和蘇維埃政府還把調查研究工作制度化。l930年6月，紅四軍政治部發布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對部隊各級政治部的調查研究工作，做岀了詳細的規定，進一步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為制度確定下來。吳德華回憶說：“記得在一九三〇年就有了 ’社會調查提綱’，是用紅、綠、黃紙印成小本子。當時，每個宣傳員都有一本?！蟾艃热菔牵阂?、社會情況：縣、區、鄉、村、屋場、 圩鎮、水流、山脈、鄰縣交界處、地理情況、人口分布情況，大、小姓，客居或本地的工、農、商、學、兵，分男女老少各多少。二、政治情況：地主、 富農、資本家、土豪、劣紳各多少？是誰？出租情況？共有多少人？大部分做什么偽職？他們對貧苦農民的剝削壓迫手段，受壓迫剝削的貧雇農各多少？態度怎樣？那些坐過班房？抽大煙的多少？高利貸多少？三、經濟情況：商業消費、市場上的主要產品、各種物品的價格、各行各業的工資情況、工人的生活情況，長、短、零工的工資多少？城市居民靠什么生活？’’

1931年4月2日，毛澤東又起草了《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在這個通知中，毛澤東進一步補充發展了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思想，提岀了 “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觀點。

堅持調查研究，使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日臻完善，使毛澤東思想不斷發展。

例如，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時期的土地政策就是在調查研究中不斷完善的。1928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其中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在實行的過程中，毛澤東通過調查發現 “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有原則錯誤。因為這樣的規定,實際上是包括沒收中農的土地，這就侵犯了中農的利益，不利于團結中農。1929年4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興國土地法》，糾正了上述錯誤，把 “沒收一切土地”的提法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這樣就可以集中打擊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土地關系。這兩個土地法重要內容的變化,反映了黨對土地革命認識的深化。

在土地革命中，出現過一些“左”的政策，如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毛澤東主張對豪紳地主及反動派家屬，應酌量分給土地，并把這一條寫進《蘇維埃土地法》中。這是對土地法的又一重要補充。這樣就把地主本人及其家屬區別開來，并且給地主本人一份土地,讓他們自食其力，這一政策可以減少革命的阻力。但這些正確政策被 “左”傾冒險主義者攻擊為“富農路線”。后來，毛澤東指出：“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 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如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 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 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

再如，在對待“中間勢力”上，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主張“打擊中間勢力” 。 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黨內的教條主義者搬用了這個公式，認為中間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給予嚴厲的打擊。毛澤東是最早看出這種“左” 傾政策危險性的領導人。為了掌握查階級的標準，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先在葉坪搞查田試點。對劃分剝削階級的剝削數量、方式、時間的標準以及地主同富農的、富農同富裕中農的界限取得了重要經驗。在此基礎上， 還寫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但在“左”傾中央的政策影響下，在實際工作中難以貫徹。“開始并不那么’左’……但中央路線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各地均不顧《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規定，自立章程，各搞一套。“地主” “富農”越來越多。劉少奇曾指出：“有些是把僅僅放幾百毫子債，請過長工，或收幾擔谷，而極大部分是靠自己勞動過活的中農,當富農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沒有剝削別人，僅僅是多有幾十擔田山，生活比較富裕的中農，也當富農打了?！?/span>“有的貧農，被查了七代，結果劃成了地主?！边@樣就侵犯了中農利益，擾亂了階級陣線，削弱了工農力量，增強了敵對勢力，給根據地造成了嚴重危害。

毛澤東對打擊中間階級過重的后果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指出：“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于豪紳階級去 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辫b于爭取農村中間階級的重要性，毛澤東在實踐中不斷糾正打擊中間階級過重的“左”傾政策。如：給富農、地主以經濟上的岀路，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等。

以上事實說明，在蘇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調查研究，堅持以實效來衡量、修訂和完善路線、方針、政策，已經能夠獨立自主思考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學會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來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進而把革命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