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天，湘南農軍隨朱德、陳毅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部會師。湘南農軍中，有一部分是湖南宜章縣琦石彭家的女青年，被譽為“彭家女將”，彭儒就是彭家女將中的一員“大將”。

彭儒是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的學生。馬日事變后，她從衡陽回到了家鄉，1928年初參加了湘南暴動。朱德率領部隊向井岡山轉移時，彭儒和“彭家女將”一起隨部隊上了井岡山。

這年7月，彭儒隨紅四軍二十九團進軍湘南，攻打郴州，戰斗失利，隊伍被沖散。彭儒隨紅軍大隊部分戰士回師井岡山途中，紅軍攻占了遂川縣城，她被派到遂川縣委做宣傳工作，在這里與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相識。

之后不久，1928年秋天，彭儒調到湘贛邊界特委做婦女工作，而陳正人此時也調任邊界特委副書記，他們倆人見面的機會便多了起來。

有一天，彭儒收到了陳正人寫來的一封信，信箋是一張粉紅色的紙，上面寫著工工整整的毛筆字，表達了陳正人對彭儒誠摯的感情。因為信是用文言文寫的，彭儒還有點看不大懂，又不好意思，便去找賀子珍和嫂子吳仲廉商量。她們都稱贊陳正人，說他年輕、干練，工作能力強，作風樸實，立場堅定，建議彭儒可以考慮發展進一步的關系。

就這樣，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彭儒和陳正人在井岡山茨坪結婚了。結婚時，他們既沒有房子，也沒有床和被子等最起碼的家庭用品，都是借的別人的用具?；楹?，彭儒依然和當時在遂川縣委工作的康克清住在一起。

1929年1月4日，紅四軍主力離開了井岡山。前委決定，湘贛邊界特委和紅五軍一起留守井岡山。于是，彭儒和陳正人都留下來了。

不久，井岡山失守，彭德懷率紅五軍突圍，特委被打散，只剩下陳正人、彭儒和特委委員王佐農三人。為了防備敵人搜山，他們搬到荊竹山的一個山棚里，群眾冒著生命危險為他們通風報信，瞭望放哨，夜里給他們送飯送水。在山上住了幾天后，他們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應該下山去找黨的組織。王佐農提出回遂川老家去找去地下黨組織，這樣，王佐農和陳正人、彭儒便分手下山了。

由于敵人白天常在這一帶騷擾，不能住在群眾家中，陳正人和彭儒便住在山上一個群眾狩獵用的簡易野豬棚里。冬天的井岡山，寒風刺骨，地上又冰又濕，這時，彭儒已懷了第一個孩子。他們撿了些杉樹皮墊地，群眾雖然送來了一床破了十幾個洞的棉花套，但竹棚四面通風，冷得根本無法入睡。敵人天天搜山，到處燒殺，要找些吃的是難上加難。有一次，從廢墟里挖出一些燒焦的谷子，他們高興得不得了，撿回來，用手搓出米心，和著挖來的野菜、竹筍，熬些湯喝。一連20多天，他們就是靠著這樣的東西勉強充饑。彭儒懷著孩子，身體更感虛弱，有時走著走著就不得不躺下來歇一會兒。雖然條件異常惡劣，但他們心中始終有一個堅定的信念：總有一天會找到黨組織，找到紅軍！

在荊竹山住了20多天后，留在寧岡縣堅持斗爭的何長工知道了陳正人和彭儒還在井岡山上堅持斗爭，便派了兩個人來找。后來終于找到了，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何長工同志派來接你們下山的?！迸砣迓犃?，就像久別的孩子見到了親人，眼淚一下便涌出來了。此后，特委的人員又湊到了一起，特委的工作恢復了。

1929年秋天，彭儒在永新的大灣村生下了第一個孩子。雖然陳正人和彭儒都很疼愛這個孩子，但為了工作，還是把孩子托付給了當地老表撫養。臨走前，地方黨的同志每人湊了幾角錢，換了兩塊大洋專程送給撫養孩子的老表。從那以后，陳正人和彭儒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孩子。解放后，陳正人擔任江西省委書記，他托民政部門打聽這個孩子的下落，得到的答復是：孩子6歲那年生了一場病，因沒錢醫治，夭折了。

    陳正人與彭儒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結成的革命伴侶，他們的小家庭始終服從革命的大家庭。無論環境怎樣復雜、怎樣險惡，但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責任。當前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我們的工作難度也在加大，需要我們做好應對各種艱難困苦局面的準備，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敢于豁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