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盡艱難而不潰散，是井岡山精神的精要，它是井岡山革命英烈價值觀的重要體現，也是井岡山軍民在面對艱難困苦時勇于勝利精神的展現。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在物質生活和軍事斗爭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始終能夠保持旺盛的戰斗力和強大的凝聚力，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強烈集體主義精神的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將“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付諸實踐，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史上的一項創舉。

黨的組織是一個龐大的機構，支部是黨組織里的最小組織。井岡山斗爭時期曾任前委委員、紅四軍第十師黨代表、湘贛邊界特委巡視員的宛希先，在他一生中唯一留下的文稿《共產黨組織根本原則》中，對支部作了詳盡的解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全世界最高機關有共產國際委員會，各國有各國中央委員會，各省有各省委員會，各縣有各縣委員會，各區有各區委員會，最下層的組織是支部。支部非常重要的！他是黨的基本組織。共產黨的組織是以支部為組織單位，軍隊里面是以連為組織單位。支部和軍隊里面連的組織，是一樣重要的。如果軍隊里面沒有連，只有營部團部師部軍部總司令部，那是不能作戰的。支部和屋柱基礎是一樣的重要！ 如果屋柱沒有基礎，那屋就要倒臺，共產黨若果沒有支部那就和屋柱沒有基礎、軍隊沒有連一樣。所以共產黨的支部是非常重要的，每個同志都要努力做支部的工作。”

既然支部是黨組織中最小的組織單位，那么呢？也就是黨組織里面最基層的一分子，它就像高大的建筑下面的基石，拱衛著大廈。在黨內，也就是基本群眾。所以，毛澤東認識到這個道理后，始終把黨的支部建設看得很重，始終把的素質看得很重。誠如羅榮桓所言：“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當時，如果不是毛澤東同志英明地解決了這個根本問題，那么，這支部隊便不會有政治靈魂；不會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舊式軍隊的習氣，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結果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

1927年10月7日，工農革命軍在茅坪安家后，毛澤東并沒有留戀袁文才對他的熱情款待，相反，更意識到肩上的重任。三天后，便帶著工農革命軍踏上了沿湘贛邊界游擊一圈、擴大政治影響的征途。

10月13日，改編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進發至酃縣（今炎陵縣）水口鎮。沿途，毛澤東指示各營、連黨代表抓緊物 色、培養人黨對象，在士兵中發展。10月15日晚，水口鎮一片寂靜，鎮子東邊的葉家祠小閣樓上透出橘紅色的燈光。燈光下一名身材瘦高的30多歲的男子莊重地舉起右拳，在他的對面，6個年輕人也跟著舉起拳頭。隨著高個子的聲音，幾個年輕人一字一句地低聲宣誓：“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斗爭，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

在他們的側面，一面墻上掛著一塊紅布，上面寫著 “CCP”三個英語字母（英文“中國共產黨”的縮寫），以及他們剛剛宣讀的誓詞。就在這黑夜閃爍的燈光里，毛澤東在水口葉家祠親自主持了陳士榘、賴毅、鄢輝等六名士兵的人黨宣誓儀式。

隨后，各連也相繼建立支部。正是理清了軍隊必須始終置于黨的領導之下這個思路，有了黨的領導核心和基層黨組織，連隊立刻有了靈魂。連里的政治空氣逐漸濃厚，數量逐漸增多，各種工作迅速開展起來，政治軍事素質有了提高，逃跑事件也很少發生。

但是任何一種新生事物或新的制度的產生，不是一時一事即可解決的，它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甚至會發生激烈的斗爭。因為，“三灣改編也只是開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軍隊的基礎，政治上、思想上的徹底改造，是一個長期斗爭的過程”，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工農革命軍的紀律問題上。

紀律，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不同性質的軍隊有不同的紀律。工農革命軍（紅軍）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的紀律是革命的紀律，是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的具體體現，與剝削階級軍隊以及其他一切舊式軍隊的紀律有著本質的區別。

對“三灣改編”后的紀律，陳士榘回憶說：“由于新改編過來，沒有進行政治教育，覺悟程度不高，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還是時有發生?！瓚鹗總兌亲羽I了，拿老百姓一個紅薯、一個雞蛋的事還很多。向地主土豪籌款，大家亂拿一陣，有的還拿到貧農和小商人頭上去。特別是有一部分同志非常散漫，不聽指揮，亂說亂動，侵犯群眾利益。那時的水平不高，也無法說服和制止這種行為”。

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也是一樣。“在向西轉移的一路上，破壞群眾紀律，甚至敲詐勒索、搶劫財物的事件就時有發生，……當部隊進入信豐城的時候，破壞紀律的行為就更嚴重地暴露出來了。在這座縣城里，有商店、酒樓、當鋪和錢莊。部隊剛一進城，少數壞家伙鉆進酒樓飯館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還闖進當鋪，把手榴彈往柜臺一放，故意把導火索掏出‘老板，稱稱有多重，當幾個錢零花。’這些人的惡劣行徑，簡直和軍閥隊伍一樣，影響極壞。”

工農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工農紅軍的廣大指戰員來自人民，和人民群眾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革命目標。 人民的利益就是工農紅軍的利益。對于這一點，大多數的革命將士是懂得的，可仍有不少人卻并沒有認識到，或雖有基本認識，執行起來又不是很好。

于是，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于10月24日到達荊竹山時，向全體指戰員宣布了 “三大紀律”。即：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由于工農革命軍有了 “三大紀律”的約束，在茨坪、大井等地，均受到了當地百姓的擁戴?？吹讲筷牭倪M步，毛澤東很高興。戰士們也明白，這都是毛委員的苦心。對此，陳士榘說：“毛委員根據群眾的反映，每天都和部隊講話，要求沿途寫大字標語，大家說話要和氣，在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經他經常教育，情況有些好轉?！?/span>

1928年1月5日，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縣城。由于部隊分散行動，許多與部隊緊密相關的一些問題又暴露出來。如有借群眾的門板，還錯了；部隊離開時，使用過的稻草沒有打掃干凈；對群眾宣傳時，因地方口音不通，反復解釋時情緒急躁，聲音很大，等等。這些問題，看起來是小事，可影響大，特別是前委已決定到于田、黃坰、草林等農村去進行分兵活 ,若不給以一個具體的條文使之端正過來，勢必在人民群眾中產生更加不良的影響。毛澤東思之再三，決定在“三大紀律”后面，再添加幾項，叫作“六項注意”，形成革命軍行動準則。

荊竹山雷打石

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建立后的第二天，即1月25日，毛澤東在遂川縣城李家坪集中全體部隊，向工農革命軍提出了 “六項注意”。 即“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

政治紀律原本是針對黨內的。然而，黨在各個不同時期的總任務、總目標和我軍建設的總方向、總任務，決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井岡山斗爭時期是我軍的初創時期，是如何將以農民和舊軍人為主體的軍隊建設為新型的人民軍隊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軍隊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軍隊政治工作的目的就 是要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證我軍堅持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保證完成黨賦予我軍的各項任務。如果僅僅“強調政治工作的獨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務與整個軍隊任務分離起來，那便會是產生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目標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脫離實際”。所以，經過工農革命軍嚴肅的政治教育的指 戰員，思想認識大為提高，視群眾紀律為政治紀律，從而加強了軍隊紀律的執行。

然而，這種得來不易的友好的軍民關系，卻被“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破壞了。

1928年3月，為策應湘南暴動，深人湘南區域的工農革命軍又出現了一些損害群眾利益的錯誤?！霸谒亩嫉臇|、西水燒了很多屋?！庇幸淮螣梁赖姆孔訒r，竟殃及旁邊的老百姓的房子。打土豪時，也出現了許多誤會的事情：把老百姓娶媳婦的新嫁妝當作土豪財產予以沒收，把給換戶團做過事的木匠也抓了起來，甚至把老百姓也抓了起來。

為了徹底糾正這種現象，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圩的老虎沖十三擔丘的田中，向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桂東縣沙田一帶的赤衛隊隊員、少先隊員，正式頒布了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叭蠹o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工農一點東西；一切繳獲要歸公”?！傲椬⒁猓阂弧⑸祥T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來第一次全面完整地頒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集中體現了我軍軍民一致、秋毫無犯的新型軍民關系，明確了人民軍隊所肩負的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成為我黨建軍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1927年底，陳浩在打下茶陵城之后，如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應充分地發動群眾，實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真正的紅色政權。然而，陳浩卻只是象征性地組織了一個茶陵縣人民委員會，派曾在北伐時期任過安徽省旌德縣縣長的譚梓生去充任縣長，自己則與副團長徐庶等終日出入酒館妓院，享受自由生活，最后發展到厭倦井岡山的艱苦斗爭，不相信羅霄山脈紅色政權能長期存在，企圖叛軍投敵。

陳浩等人的錯誤行徑，幸被前委委員、一營黨代表宛希先察覺，及時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得此消息，不顧腳疾，連夜趕至湖口，在湖口截住了被陳浩挾持前往攸縣方向的部隊，逮捕了陳浩、徐庶等叛徒，挽救了這支年輕的隊伍，避免了一場未遂的“兵變”。

茶陵的這場變故，留下了太多的教訓?？v觀陳浩等人的所作所為，暴露出工農革命軍這支年輕的隊伍存在的諸多問題。一是“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并未完全得以確立；二是不懂得人民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三是不明了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和生產隊的關系與任務。

由此，在湖口迎至部隊后，毛澤東逮捕了企圖叛變投敵的陳浩、徐庶、韓莊劍、黃子吉四人，在龍市的河東沙灘上，召開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全體軍人大會，總結了攻打茶陵的經驗教訓，宣布張子清任團長，槍斃陳浩等四個叛徒，并宣布了工農革命軍“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三大任務”的制訂和頒布是毛澤東對工農革命軍在茶陵實踐的總結，它明確了軍隊政治與軍事的關系，使工農革命軍的政治工作、軍事斗爭有了更具體明確的目標，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人民軍隊的建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正是得益于“黨指揮槍”建軍原則的制定，與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及各級黨代表的率先垂范，部隊不僅有了“規矩”， 也有了“主心骨”，廣大官兵們感到有了 “奔頭”，緊緊地團結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1928年“八月失敗”時，紅三十一團前往湘南迎還主力部隊，途中走散了一個擔架兵，大家都認為他不會回來了， 可最后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這個擔架兵不僅自己回來了，還帶回了幾個部隊失散的士兵。1929年紅軍主力下山時，部隊遭到了江西敵軍李文彬、劉士毅兩個旅的追擊，“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對于此次困難毛澤東深有體會地總結道：“此次困難為有自紅軍以來最大之阻難，盡了我們的精力，才應付過這個困難，而得現時之勝利，內部團結堅固，……黨的指導不錯亦為戰勝困難的原因?！?/span>

歷史正確地選擇了毛澤東。正是毛澤東在發動、領導湘東贛西秋收起義的歷史緊要關頭，獨具慧眼，大智大勇，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通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毅然沖破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窠臼，主動放棄了攻打長沙的主張，把部隊帶向了統治勢力較為薄弱的農村，走上了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從而為我黨保留了革命的火種。

除此之外，戰斗在井岡山的這支弱小的紅軍隊伍，能夠做到“歷盡艱難而不潰散”，還得力于朱德、陳毅等人的幫助，他們既懂軍事，又懂政治，而且具有遠大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正是他們與毛澤東在最困難的時期團結一心，共同奮斗，才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得以堅持、發展、壯大，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革命的搖籃”，成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