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時期，各級紅色政權稱蘇維埃政府（始稱工農政府），井岡山老表稱“埃政府”。

    在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谔枂栴}決議》（1927年9月19日），提出“成立蘇維?！钡恼嘀鲝垥r，毛澤東正率領工農革命軍向湘贛邊進行戰略轉移。由于戰斗的頻繁和嚴重的白色恐怖，使這支部隊與中央湖南省委長時期失去聯系，從而未收到中共中央的這個決議。因此，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建立的革命政權，仍稱“工農兵政府”，直至1928年5月才正式改稱“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1928年1月4日工農革命軍打下遂川后，為使新建立的紅色政權有章可循，毛澤東指示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了一個代表紅色政權權力的“工農兵政府”的施政綱領。據陳正人回憶說：“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的時候，他要我們起草了一個工農兵政府的政綱，有30多條。請主席（毛澤東）審閱時，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眾語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兒童’改為‘不準大人打小孩’，又如‘廢除買賣婚姻’改為‘討老婆不要錢’。這樣群眾就容易懂了?！标愓耍骸睹珴蓶|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

    這個綱領，以前從未見到，近年從湖南安化縣發現的國民黨十六軍政治部1928年截獲的湘贛邊界檔案材料中，保存有《遂川縣工農縣政府臨時綱領》的翻印件，目前見到的文本共24條。

    《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綱領》，集中地反映了工農貧苦階級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政權主張。在當時，其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個政綱的產生與毛澤東的思想觀點與具體指導是分不開的。

    隨著井岡山會師后根據地的發展，湘贛邊界恢復了與中共江西、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聯系，黨中央的政權主張、政策逐步在湘贛邊界得到實踐與發展。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下轄茶陵、遂川、寧岡、永新、酃縣、蓮花6個縣蘇維埃政府和新遂邊界特區蘇維埃政府?？h蘇維埃政府之下為區、鄉蘇維埃政府。這時，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組織機構便逐步健全起來了，下設：土地部、軍事部、財政部、政法部、工農運動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

    湘贛邊界紅色政權誕生后，究竟如何建設，如何完善，全靠中國的革命者自我摸索。在頻繁的戰斗中，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不等不靠，不唯上，不唯書，靠自己的才學、膽識和根據地軍民的群策群力，一切從實際出發，在斗爭中摸索、實踐，不但使紅色政權日益鞏固，而且創造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把“民主集中主義”（即民主集中制）運用于政權組織。

    邊界紅色政權的性質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是邊界廣大軍民為之流血犧牲而爭得的權力機構。但由于邊界復雜的社會歷史條件和黨與紅軍缺乏政權建設的經驗，在一段時期中，“各級蘇維埃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符實。工農群眾乃至，多數還沒有認識蘇維埃意義。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大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之一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這是不懂得什么叫蘇維埃，不懂得工農兵代表會是個固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只是代表會定期會議閉幕時候的一個處理各事機關，這是邊界許多地方對于政權機關的最大錯誤。”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前委和毛澤東等除在思想上加強向群眾宣傳“民主集中主義”，制定詳細的蘇維埃組織法外，還十分注意在實際斗爭中吸引廣大群眾參加蘇維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義”廣泛地應用于群眾組織，使“民主集中主義”在革命斗爭中顯示效力，讓群眾自己去了解，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樣，既利于斗爭，又把紅色政權普遍地真實地建立起來。

    此外，前委和毛澤東還針對有些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辦事脫離群眾，缺乏群眾的監督，區、鄉兩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常委會很少開會，遇事總是由主席、秘書、財務、赤衛隊長或暴動隊長各自處理的現象，提出注意健全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辦事制度。為此，采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厲行民主集中制”，改變“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委員中亦用得不習慣”的狀況；二是對少數蘇維埃政府中的貪污腐化分子，進行徹底清理和嚴肅處理。

    （二）正確處理黨政關系，實行黨政分開。

    邊界的武裝割據和紅色政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的，黨在邊界的和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關系中，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半m然沒有黨命令政權機關的事，卻亦沒有尊重政權機關獨立的意義。黨在乃至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于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里直接地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錯誤在各處是很多的。政權機關里黨團組織有些沒有，有些組織了用得不完滿。”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這是一種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偏向。它一方面使黨的組織沉緬于政權事務，削弱了黨的領導；另一方面也束縛了政權機關的操作功能，降低和削弱了蘇維埃政權的作用。

    為了加強紅色政權的建設，邊界前委和毛澤東對黨政關系及其分工作出了明確規定：（1）“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而不是包辦政府的行政事務；（2）“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時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干政的錯誤是要避免的。”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這是我黨歷史上最早提出的“黨政分開”的政策主張，也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黨政分開”的重要思想。

    此外，邊界黨對各級黨組織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在1928年10月4日召開的湘贛邊界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規定：“各級黨部與各級蘇維埃的關系要弄清楚，免除黨即政府的弊病。關于黨與政府不同，特委須發一通告，各級黨部要作一普遍宣傳?！?/p>

    這樣，由于自覺地意識到并正確地處理了黨與蘇維埃的關系，就既確保了黨對蘇維埃工作的領導，又充分發揮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的作用，從而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鞏固和發展。

    （三）整頓組織，純潔內部。

    邊界紅色政權在建立過程中，因為斗爭的復雜，致使一些小地主、富農和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并用騙術鉆入了政府委員會，這給紅色政權造成嚴重危害。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問題，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及知識分子爭著要干，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鉆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斗爭中破壞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后，方能切實的去掉他們。”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因此，整頓政權組織，純潔內部，成為當時的一項重要工作。為開展這項工作，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發動群眾，在斗爭中識別階級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如當時寧岡新城區政府中，劉澤賢、尹日汗、吳美如等是土豪子弟，為了保家，他們鉆進革命隊伍里，后來都被群眾識別出來，驅逐出政府。二是對被小地主、富農和投機分子把持的蘇維埃政權，進行“重新改組，限蘇維埃的代表和委員之成分與質量，選出代表，重新組織蘇維埃”。經過上述措施，邊界政權組織得到整頓，政權內部開<u>九-九-藏-書-網</u>始純潔，邊界的紅色政權得以健康發展。

    （四）在斗爭實踐中不斷完善政權機構，改變活動方式。

    邊界的紅色政權機構與活動方式因無樣板可效仿，所以只有在干中學，學中干，不斷使之完善。如在政權名稱上，1927年11月建立的茶陵縣紅色政權，名稱為“工農兵政府”；以后，得到廣州暴動的國民黨報紙，始知有“人民公社”；于是，1928年一二月間建立的遂川、寧岡兩政權，又喚作“人民委員會”。此外，在頻繁與殘酷的斗爭環境中，邊界紅色政權的斗爭策略和活動方式也表現得較為靈活、機動。如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間的政權組織基本上是半公開的，后來隨著斗爭的發展，才逐漸完全公開。在經歷了“八月失敗”的慘痛教訓后，政權組織又逐漸轉入了秘密狀態。到第三次反“會剿”失利后，前委從瑞金來信，總結了井岡山和東固等地武裝割據的經驗，提出在嚴重白色恐怖環境下紅色政權的形式應由公開轉向秘密，于是中共湘贛邊界特委于1929年5月10日在寧岡古城召開第四次執委擴大會，又提出：“小區域蘇維埃政權公開的割據，是有害而無利的”，“因此有由公開的割據轉變到秘密的割據之必要，黨和蘇維埃都應秘密著，武裝形式也應由守土的赤衛隊改為游擊部隊，采用漂流不定的游擊戰術，使敵人找不到目標”。到了邊界度過第三次“會剿”最艱難的歲月后，逐步恢復了割據區域，邊界的紅色政權才又逐步地由秘密轉為公開。

    上述邊界紅色政權的基本經驗，是邊界軍民以鮮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學說的早期思想；它閃爍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光輝，為我黨和中國革命的政權建設開拓了先河，積累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