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攻吉失利，特委正準備休整后再行動員，見6軍1、3縱隊在彭清泉、黃公略的帶領下，從蓮花回到北路，正好相遇。經會議研究：乘我軍右翼已占踞天華山，左翼已占踞真君山、螺子山之機，“趁熱打鐵”，于7月1日發動第七次攻吉。

會議決定以6軍1、3縱隊和赤衛軍1、2、3、4縱及25縱為主力；為適當減少遠處群眾參戰，就近在北路進行發動補充。6月29日，彭清泉在延福坊東主持召開北路吉安、吉水、峽江、新余、分宜、安福6縣緊急會議，著重研究發動動員群眾，配合紅軍主力進行七次攻吉的問題。

經過兩天的準備，7月1日拂曉，總攻擊開始。我軍主力分別從真君山、天華山方向攻擊前進。從真君山進攻的6軍1、3縱隊，經過激戰，沖破了敵人的連哨，在吉安北、西門一帶，同樣因還不具備攻堅戰和陣地戰的條件,被城外的電網和布滿竹釘的壕溝阻擋，不能逾越；從天華山方向進攻的赤衛軍1、2、3、4縱隊和25縱隊，因敵剛從樟樹調來增防的兩團人馬拼命防守，雖經無數次沖鋒，終被敵人強大的火力壓下，始終未能攻破。

第七次攻吉因敵憑險據守，加之已有增援，以逸待勞，在我軍 圍攻5天未克的情況下，特委決定7月5日撤圍轉移，進行休整。是役，敵我雙方均死傷400余人，敵圍了我紅軍學校學員20余名，損失槍支4、50支。

每次攻吉雖沒能奪取，但於贛西南的工作都有很大發展和推動。 從當時軍事力量、群眾武裝和客觀情形看，如人們所說，要奪取吉 安是不可能的，即使暫時取得，也不能說最后勝利。但“攻吉在內，成就其外”。之所以屢次發動，主要是秉著黨的“主動進攻”精神，廣泛深入地發動和爭取群眾。實踐證明，特委歷次發動的攻吉行動，符合廣大群眾的愿望，群眾對于“吉安非打不可”有較深的認識，每次雖沒能打下，“群眾情緒有暫時的消沉，但再次攻打時又高興地參加”。其重要原因，是劉士奇成功地利用土地與農民的天然關系。南路在攻取吉安的口號下，大部分解決了土地問題，在分田運動中每個農民平均分得1畝2分以上的土地，并得到耕田證，唱著《耕田證》歌：

阿婆苦了幾十年，

 紅軍來后分了田；

 田契換上耕田證，

 土地還家喜連連。

 香糯釀酒美又甜，
   酒甜難比有了田;
     酒甜只能甜一時，

 有田能甜萬萬年。

耕田證啊貼胸前,

 它比金銀還值錢；

 油紙包上幾多層，

 放在枕下最安全。

 睡前仔細看一遍，

 三更半夜捻著邊；

 做夢也在大聲喊，

  田中噴出幸福泉。

群眾在分配土地中得到了利益，自覺地為保衛勝利果實而戰。但畢竟分得的田地是從地主手中搶過來的，諸如吉水王以匡等豪紳 地主并沒有被鏟除，他們在吉安等城市避難，一有機會便會回鄉反 攻。就像“三八反水”后，王以匡利用收賣反動的“紅黃學會”到赤區進行燒殺，使中鵠、水南兩區慘遭浩劫。所以，最安全的辦法是打開吉安，把他們捉回來直接殺掉。

即使那些在分田中，沒多大受益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農民，也 自愿加入到攻打吉安中去。首先，是繁重的放哨任務，使得農民也 希望打下吉安，以減輕負擔；其次，凡參與攻城的農民，可提供較 好生活保障，“赤衛隊、少先隊每次出發要草鞋費，剃頭費，吃煙費，五百錢的有，一串錢的也有”，每月還有3元零用錢；其三，經濟封鎖后蘇區內工業品奇缺，其中鹽為之最。這對于整夭在農田中勞作的農民，可謂是致命的，不能不逼你想著打進吉安去。

就是那些外來，也同樣與農民一樣，渴望得到吉安城里的 財富。因為一是土豪劣紳將家產全部搬進吉安去了，二是國民黨嚴 密的經濟封鎖，農產品不能流通，三是蘇區幾乎無土劣可打，而斗 爭中各項耗費卻大，蘇維埃辦公都感到困難，“非拿下吉安、贛州，不能解決這一財政恐慌”。

而對于農民來說，到城市中發洋財，比分田具有更大的誘惑力。 之所以迫切要求打城市，其主要原因包括：1、進城殺反動派，因為逃進吉安的反動派不消滅，回來又要奪回分了的田和財物，還有，反動派抓了不少自己的人，為營救他們也要打進吉安去；2、城市有工業品，如鹽、煤油、布正等，不把吉安攻下，群眾買不到工業品；3、農民喜歡毀城墻。3者之中，奪取城里工業品和發洋財的心理狀況，占了更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