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柯巖1999年為《曾志回憶實錄》一書撰寫的代序中這樣寫到，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在這漫漫的人生路上，無論是輝煌的，抑或是黯淡的，你都將遇到千千萬萬的人；有的長期交往，有的擦肩而過；有的令你贊嘆，有的令你惶惑；有的令你鄙夷，有的令你無可奈何。當然，其中也有許多或此事讓你欽佩，或彼舉令你心折的人；但是能讓你刻骨銘心、終生仰慕，每一念及則令你肅然起敬如滌心肺者，滾滾紅塵中，也就屈指可數了。曾志無疑就是這樣的人。

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1996年12月27日，在“慶祝曾志入黨七十周年”會上， 曾志老人接過話筒，向大家深鞠一躬：“我實在慚愧，我為黨做得太少，只是一個普通的，我沒當過模范，沒當過先進工作者，沒得過一枚勛章，這說明我實在普通。相反，我受過許多處分，甚至撤銷職務隔離審查，那我也絕不怪組織，因為跟隨黨是我自己的選擇。走過七十年，我憑的是信仰、信心和堅強、從不動搖。我講得語無倫次，對不起大家，但講的都是心里話。”樸實的話語，充分顯示出一個共產主義者堅定的革命信仰。

在《百戰歸來認此身》一書里，曾志老人這樣回憶她的 “歷史問題”：在延安審干運動中，曾志因在白區、敵占區和國統區從事過地下工作，成了審干的重點對象。支部把審查曾志的結論交給她看。結果認定曾志離開閩東蘇區是逃跑行為，與任鐵鋒的關系、荊當遠（即荊門、當陽、遠安）的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務嫌疑，最后結論是把曾志的問題掛起來。曾志早就料到不會有好結論，但給她戴一頂“特務嫌疑”的帽子卻是始料未及的。于是她便根據這份結論的內容， 寫了一份很長的報告，一項一項地進行辯解反駁。還去找了黨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釋，但他不表態。她又去找教務主任，他說：是啊，這些問題是跳到黃河也說不清了。曾志請他說幾句公道話，他很客氣，可也不肯表態。碰了這些釘子，曾志便不再找人了，掛起來就掛起來吧！她不斷勉勵自己：革命是自覺的事，決不能因這個審干結論而消極、悲觀，還要用事實來證明自己的無辜和清白。她說：“我是革命戰爭中的一個幸存者， 我只有更加積極努力，自覺為黨工作，才能不愧對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對自己的歷史?！?一年多的審查批斗中， 曾志沒說過一句違心的話，沒流過一滴淚。她唯一的武器就是 “實事求是，知之說知之，不知說不知”，她認為這是她能做的對黨的最大忠誠。

第二次審查是在延安整風后期的所謂“搶救運動”。經過一年四個月的監禁審查，還是把閩東這一段歷史掛了起來。黨的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結論還寫著：“曾志同志在閩東以前和閩東以后，工作一貫積極，表現是好的。但是離開閩東是一種政治動搖行為?！庇捎谶@個結論，華中代表團選舉七大候補代表時，贊成票剛剛超過2/3,差一點落選。幾乎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都是背著這個政治包袱工作的。 她想，現在是戰爭環境，加上交通和通訊條件的限制，所以我不便要求組織對這一段歷史進行詳細調查?！跋胂霟o數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黨和軍隊的宏圖大業，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掛齒！ ”

新中國成立后，曾志把離開閩東的經過以及她的全部經歷，向中共廣州市委和廣東省委寫了一份詳細報告，每一段經歷都寫了證明人，請求黨組織進行審查。省、市委組織部為此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調查與審查，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作出正式結論：“曾志同志1935年春離開閩東與黨失去聯系，主要是因病到白區治療，同時又正值敵人大舉向閩東蘇區進攻，交通斷絕的戰爭環境所致，并非動搖逃跑。曾志同志離開閩東后并未消極，病好后仍繼續尋找黨組織，進行革命工作……1936 年經北方局正式批準恢復了黨的關系……曾志同志歷史清楚, 政治上無問題?！睂Υ私Y論，1957年1月21日，中央組織部批復：同意。

時隔14年之久，她的歷史問題才真正弄清楚了。她充分理解信任組織，也從未有一刻因為委屈而懈怠了自己的工作。 她晚年對兒女坦露心跡，“只要為了黨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棄一切，包括生命。因為我不僅是一個女人，更是一名戰士”， “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

真實的共產主義者

曾志老人是勇于講真話、勇于解剖自己的人。她到延安后參加了馬列學院的學習。她在書中直言，她16歲從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到如今再一次邁進校門，其間相隔了十多年， 她已經不習慣坐下來讀書了，主要是腦子靜不下來，也動不起來，一捧起書本，沒看兩頁不是想睡覺就是思想開小差。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樣學比行軍打仗還艱難。盡管如此，她卻很努力。書讀了一遍，獲得些印象，兩遍學到些皮毛。反復讀，反復揣摩，反復思考，做摘錄，寫筆記，慢慢就有了心得體會， 有了收獲補益。曾志說：“三個月后，這一情況才有改變。讀書也讀出些興趣了，靜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這才是一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她能看到自身的問題，不回避、不遮掩、不放棄，最終取得了令自己滿意的效果。

曾志的無私無畏和敢講敢說，從她和毛澤東的深厚友誼 中可以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

曾志與毛澤東的交往是從井岡山開始的。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朱毛會合”后，曾志隨第七師直屬隊上了井岡山。 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曾志和丈夫蔡協民在休息時，突然聽到門外有個洪亮的聲音在喊蔡協民，原來是毛澤東。這是曾志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她當時就感到他是個熱情風趣、平易近 人的人。在井岡山艱苦的歲月里，同志之間的關系是比較親密的，曾志和毛澤東、賀子珍此后建立了比較深厚的友誼。性情直率的她不僅敢和毛澤東頂撞，還曾兩次對毛澤東是否搞特殊化進行過突然“襲擊”。那時，紅軍戰士們吃的最好的就是紅米飯和南瓜湯，有時甚至要餓肚子。有的戰士就說，咱們吃得這么差，毛澤東吃的肯定和咱們不一樣，會有肉吃的。曾志聽后將信將疑。為了弄清真實情況，她先后兩次在吃飯的時候突然闖進毛澤東的家，掀開他家的鍋蓋看做的是什么飯。結果， 兩次看到的都和戰士吃的一樣，她這才相信毛澤東真的沒有搞特殊，始終和紅軍戰士們同甘共苦。

不久，曾志離開井岡山到福建工作，與毛澤東等分別很多年，直到到了延安才見面。1938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 曾志名義上是荊門合作飯店女老板，實際上是荊當遠中心縣委書記。第二年，國民黨下達了 “限制令”，又搞起“排斥異黨” 的老一套。曾志目標太大，無法留在荊當遠地區，組織上送她去延安學習。經過三個多月的輾轉跋涉，1939年深秋抵達延安。曾志一到延安，就給毛澤東寫信，要求見面。兩天之后， 毛澤東就回信了： “曾志同志，接到你的來信，實是高興，你明天就來我這里，我讓中組部派人接你來，見面再長談?！钡诙煲灰娒?，毛澤東握住曾志的手，高興地說：“你來了，很好，很好！這幾年上海那邊有人來延安，我都注意打聽你。潘漢年來時我也向他問起你和蔡協民，這幾年你們在哪里？” 毛澤東這樣的細致關心，使曾志很感動。面對兄長般的領袖， 曾志將幾年來的郁悶委屈一股腦兒地倒了出來，毛澤東則認真傾聽著。最后曾志向毛澤東說：“這次來延安準備進馬列學院學習，因為長期在白區工作，沒有條件系統學習過。”曾志的要求得到毛澤東的贊同，對她說：“很好，你有了實際工作經驗，再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之后，就可以把經驗好好總結起來，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span>

延安整風運動中對曾志的審查，正是由于毛澤東的糾正以及朱德、陳毅等了解和熟悉曾志的同志紛紛站出來為她說話，最終才使曾志通過審查，并被補選為黨的七大候補代表。 1944年12月，在王家坪舉辦的毛澤東的生日舞會上，曾志見到了毛澤東?？吹皆荆珴蓶|很高興，還邀她跳舞，并表示 理解她的心情。由于曾志與毛澤東之間從井岡山建立起來的革命友誼，后來毛澤東自己的一些事都托付給曾志。

無畏的共產主義者

黨的七大開幕前，中央決定派一批到敵后去加強武裝斗爭，曾志得知消息后，決定和陶鑄一起到敵后去。但當時中央規定一律不調女同志，不準帶家屬。于是，曾志找到毛澤東，提出要求：“不可能一律不去，個別情況個別對待， 我做過那么長時間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敵后呢？你們 不要看不起女同志！”因為她的堅持，毛澤東最后寬厚地笑著說：“好好！我支持你去！ ”最后，中央特批曾志隨陶鑄南下淪陷區打游擊。1945年6月12日，參加完黨的七大的曾志隨大部隊出發了。1945年，陶斯亮剛4歲，革命斗爭的高潮又來臨了，根據黨的需要，陶鑄和曾志同志將被派往東北淪陷區組織敵后游擊斗爭。臨行時，曾志依依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給了一位經過長征考驗的戰士楊順卿照看。母女倆分別時，曾志十分鄭重地對楊順卿說：“我們把這個孩子托付給你了，如果我們回不來，這個孩子就是你的?！彼吞砧T在向毛主席辭行時明確表示：“為了革命，決不考慮個人得失，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當時毛主席充滿激情地贊嘆道：“這才是陶鑄和曾志！ ”在艱苦歲月里，每當革命和家庭生活發生矛盾時，曾志總是這樣：“開懷天下事，不言身與家?！?/span>

曾志參加革命70多年，一生經歷過蘇區、游擊區、白區、 國統區、解放區等各種復雜環境，從事過武裝游擊斗爭、地下斗爭、統戰工作、抗日工作等，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她說: “我之所以幸存下來，不是'福大‘‘命大’，而是靠馬克思 主義真理和毛澤東思想的教導，靠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 仰，靠剛強的意志和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以及緊密依靠人民群眾?！?/span>

曾志在臨終前，就自己那80個裝工資的信封袋再三囑咐家人：“一定不要扔掉，因為它們可以證明這些都是我的辛苦錢，每一筆都是清白的?！痹驹诎┌Y疼痛中，仍口述了另一份遺囑，說“共產不應該有遺產”。對自己多年來積蓄的幾萬元現金和存款也作了決定：“我的子女們不得分我的這些錢?！?“要將錢給貧困地區建希望小學。”她把個人存款6萬多元錢全部捐給“希望工程”和建立機關老活動基金?？粗切┌l黃的工資袋，親人們熱淚盈眶。

這位為黨為人民付出了 70余年的心血，最高擔任了中組部副部長的革命者，從來沒有以老資格作為資本向組織爭過地位和享受。特別是在黨組織對她有過誤解、受了不公正待遇， 她仍不灰心，對崇高理想不失信心。她住的是幾間小房，穿的是樸素衣著，用的是簡陋家具，吃的是平淡飲食，居陋巷不改其樂，因為她追求的是共產主義理想。她的女兒陶斯亮說過這樣一段話：如今，我們不可能有她們當時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但是我不希望“80后” “90后”的人們，對這些歷史和歷史里的人，像對待一頁舊書翻過去，不屑一顧，而是希望他們會理解、崇敬、佩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