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時期，是黨的群眾路線孕育形成的重要時期。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秉承一心為民的宗旨，一切為了群眾，為了群眾一切，在政治、經 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采取了全方位的一系列舉措，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工農群眾的切實利益，充分贏得了工農群眾的大力擁護和支持。

一、建立工農民主政權，保障工農民主權利

政權性質代表著階級利益。封建政權代表著封建地主的根本利益，國民黨政權代表的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在中國近代社會，占人口80%的工農勞苦大眾毫無權益可言。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蘇區核心瑞金宣告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這是一個完全嶄新的國家政權，它既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以往任何形態的國家政權，也不同于與之相并存的中華民國政府，它是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勞苦大眾利益的政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論是國體上，還是政體上，都體現了非常鮮明的工農民主性質。在國體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边@就確定了蘇維埃政權為最廣大的工農群眾服務的性質和宗旨。在政體上，《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是蘇維埃政權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代表了廣大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創了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天地，制定頒布了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令和訓令。包括“憲法大綱”在內的一些法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法令，盡管還有照搬蘇聯法律和法令的印記，但在總體上形成了符合農村革命根據地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努力切實保障人民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監督權、言論、岀版、結社、集會等民主政治權利。

蘇維埃的民主政治權利是實實在在的權利。為了讓工農群眾的選舉和被選舉權真正得到落實，蘇維埃政府先后制定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選舉細則》等10部法律訓令?！吨腥A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規定：在鄉、市蘇維埃政府下設立各種委員會，廣泛吸收各方面的群眾積極分子參加基層政權的管理工作。工農群眾既可以通過蘇維埃代表反映自己的意見訴求，也可以通過參加各種委員會直接參加國家的日常管理活動。

正是由于蘇區工農群眾享有廣泛的民主政治權利，切身感受到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進而革命熱情空前高漲，蘇區的各項事業建設得到了快速推進。

二、開展土地革命，讓農民翻身做主人

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則是土地問題。毛澤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開展了深入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幫助貧苦農民解決土地問題，從根本上翻身做主人，不再受地主、土豪的剝削壓迫。土地革命最早開始于井岡山時期，但是，那時的土地革命還處于初始階段，涉及的區域還很窄，開展的經驗很不夠，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如：規定沒收一切土地進行分配，而不是只沒收地主階級土地進行分配；規定土地的所有權歸工農民主政府所有，而不歸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等等。這些做法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工作成效很不理想。

到了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在總結井岡山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經過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實踐，從興國土地法到二七會議、南陽會議，逐步形成了一條比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即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條土地革命的路線， 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積極力量，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給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從而擴大了統一戰線，調動了廣大工農群眾的積極性，對廣大工農群眾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生活帶來極大的變化。1930年10月，毛澤東通過調查，總結了土地革命給農民特別是貧農帶來了 12項利益：包括分了田、分了山、分了谷,廢除了債務，吃便宜米，“由” 了老婆（婚姻自由），死了人不要用錢了，牛價便宜，應酬廢棄，迷信破除，沒有煙賭盜賊，家庭能養豬，取得了政權等。同時，中農也得到了四項權利：分田不損失，婚姻自由，喪葬節儉簡單，政治上有權利。

蘇區時期進行的轟轟烈烈的三年土地革命，范圍由小到大，群眾參與由少到多，路線由模糊到清晰。整個過程，是土地路線、方針、政策不斷修正的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與廣大農民與群眾親密接觸，充分發動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中國共產黨最大限度地維護工農大眾利益、贏得工農大眾的過程。它摧毀了農村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根據地農業生產的發展，維護了農民根本利益，使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贏得廣大農民擁護和支持。

三、開展經濟建設，改善群眾生活

經濟是政權的基礎，財政是國家的命脈。然而，中央蘇區時期，國民黨不僅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圍剿”，還進行了殘酷的經濟封鎖，妄圖使蘇區“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批蜉蚊蟻之通報”等。敵人的封鎖，嚴重阻礙了蘇區經濟的發展，蘇區的軍需供應和群眾的日常生活陷入了困境。

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改善工農群眾的生產生活，中國共產黨和心 蘇維埃政府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關于經濟政策的決議案》，從農業、工業、商業、財政與稅則、市政等方面制定了具體的經濟政策，并把“保障勞苦群眾的供給” “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等作為基本原則。

1933年8月，分別在瑞金縣和博生縣召開了中央蘇區南部17縣和北部 11縣經濟建設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即其中的一部分）；1934年1月，毛澤東在瑞金沙洲壩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了長篇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即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上兩個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蘇區經濟建設的任務、方針和各項政策，為蘇區開展各項經濟建設指明了方向。

為了加強對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領導，1933年4月，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正式成立，鄧子恢兼任部長，后由林伯渠、吳亮平繼任，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等機構，具體負責蘇區經濟建長的各項工作，為經濟建設的有序開展提供了重要組織保障。

在此基礎上，蘇維埃政府領導廣大蘇區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大力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為反“圍剿”戰爭的進行提供了物質基礎。

在農業生產方面，蘇維埃政府把農業生產放在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著力解決糧食問題，衣服、砂糖、紙張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 蔗、竹等的供給問題。

在工業生產方面，蘇區興辦中央兵工廠、中央被服廠、中央印刷廠、 中央造幣廠、中央鎢砂公司等國有軍事工業和出口工業，還興辦了一些公營民用工業和小型民用工廠，如造紙廠、彈棉廠、織布廠、樟腦廠、鍋爐廠、斗笠廠、鍋廠、碗廠、農具廠，等等，同時還大力發展交通、郵電、通信、金融等事業。

在商貿方面,為了防止和抵制商人的投機和壟斷，打擊奸商的盤剝， 蘇維埃政府不僅大力發展公營商業，從創辦公賣處到設立公營商店再到組建公營商業公司，還獎勵群眾發展股份制經濟，創辦合作社，如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高價收購群眾的糧食、谷物等，低價賣出蘇區緊缺物資如食鹽、布匹等，改善了蘇區經濟狀況，改善了勞苦群眾的生活。

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奮斗，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績。據統計，1933年全蘇區農業收成普遍增產一成半，“在贛南閩西區域，比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而在閩浙贛邊區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陜邊區的農業收成良好”.。據劉少奇《論國家工廠的管理》記載，1934年3月，中央蘇區蘇維埃工廠已經有32個，產業工人2000余人。蘇區糧食出口，每年大約有300萬擔，礦石出口，每年300萬擔。錢之光《蘇區的經濟工作》一書指岀：“中央蘇區每年買進食鹽價值約九百萬元，布每年買進價值約六百萬元。”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不僅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為革命戰爭提供了一定的軍需物資，而且解決了群眾生產生活方面的實際困難，贏得了廣大群眾對革命戰爭的擁護和支持。

四．大辦文化教育，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求

中央蘇區地處經濟落后的偏僻山區，革命前，這里的文化教育完全操縱在豪紳地主階級手中，廣大農民群眾及其子女根本沒有受教育學文民化的權利和機會，造成了他們文化上的落后，有99%以上的農民，100％的勞動婦女不識字。有民謠唱道“扁擔跌落地，不知是一字”“蘇家坡、三代盲，石頭燒去變灰團”。革命后，農民群眾掌握了政權，有著迫切要求學習文化知識的強烈愿望。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戰爭許可的范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群眾的文化教育權利。毛澤東在“二蘇大會”報告中也指出蘇維?！耙磺形幕逃龣C關是操縱在工農勞苦群眾的手里，工農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優先權，蘇維埃政府用一切方法來提高工農的文化水平” 。

為了滿足農民群眾在精神文化上的需求，蘇維埃政府采取了種種措施，大辦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成效。主要措施有:

一是設立文化教育機構，頒布各項文化教育法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文化教育工作領導機構，中央設有教育人民委員部，各省設有文化部、教育部，各縣設有文化教育科（委員會），各區、鄉設有文化教育委員會。這些部門先后做岀一系列決議和決定，發布一系列指示、訓令、條例和大綱，如《教育行政綱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小學校制度暫行條例》《師范學校簡章》《蘇維埃劇團組織法》等，保障蘇區文化建設，改造舊的教育制度，努力使受文化教育成為廣大群眾的基本權利。

二是廣泛開展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蘇區時期的學校教育，主要是對兒童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中央蘇區每村設立了一所列寧小學，6歲至10歲的學齡兒童普遍進入列寧小學學習。據1934年統計，在中央蘇區2931個鄉中，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學齡兒童多數進入了列寧小學， 入學率高達60%,比國民黨白區入學率10%高得多。蘇區時期的社會教育主要是夜校和識字班，主要任務是政治教育和識字掃盲。據1933年統計， 在中央蘇區有夜校6052所，學生9710人。識字班要求每人識字3000個，才算已經掃盲。另外各基層還有俱樂部、列寧室、讀報團等群眾自我教育組織。鄉村中每隔10戶，街道上每隔10鋪，都設立了 “問字所”,在公共場所 還設立識字牌。

三是大力興起報刊出版、文藝創作。隨著蘇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其他各項文化事業大量涌現。紅色報刊紛紛創辦，1931年11月設立中共中第央出版局，中央蘇區創辦大小報刊34種，如《紅色中華》《紅旗周報》《青四年實話》《戰斗》《紅星報》，等等。這些報刊報道蘇區生產、生活情況， “文字生動活潑，深受群眾喜歡，發行量很大，如《紅色中華》發行量4.4萬多份，《青年實話》發行2.8萬份，《斗爭》發行2.71萬份，《紅星》發行1.73

萬份。岀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的工農群眾和兒童所需要的教科書，如《共產主義的ABC》《列寧小學讀本》《馬克思主義淺說》等。在中央蘇區，文
藝創作也非常活躍。1932年9月成立“工農劇社”，各縣成立工農劇社（分社），各鄉成立了工農劇社（支社）。各省、各縣還相繼成立了蘇維埃劇

團。這些藝術團體，創作了大量的紅色歌謠、紅色歌曲、紅色戲劇，為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是廣泛開展群眾性文體活動。在中央蘇區，經常用娛樂的方式深入進行政治教育，每逢紀念日和節日都要舉行紀念會或文藝晚會。成立了群眾性體育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色體育會，經常組織開展群眾性的體育活動和體育競賽。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在瑞金葉坪紅軍廣場召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運動大會，盛況空前，氣氛熱烈，會上還成立了蘇維埃體育運動的領導機構一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色體育委員會。從此，中央蘇區的群眾性體育活動更加蓬勃地開展起來。

蘇維埃政府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成效顯著。一方面農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不斷提高，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逐漸根除。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1930年10月7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蘇維埃的勝利地， 斗爭較久的地方，沒有人敬神，菩薩都燒了，廟宇祠堂變成了農民工人士兵的政府辦公室，或是游戲場。許多農民的家里以前供著家神’天地君親師位’，現在換成’馬克思及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買賣婚姻，現在完全廢除了” 。另一方面工農群眾的政治覺悟和階級意識不斷提高。蘇區范圍內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國際歌、少年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他各種革命歌曲，群眾的革命熱情普遍高漲?！凹t軍來了大翻身，窮人當家作主人，學習文化入夜校，瞎子開目見光明?！?一首山歌，道出了蘇區群眾獲得受教育權利的歡喜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