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正當黨的八屆九中全會結束的時候，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偶然從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那里得知，他們找到一本毛澤東1930年寫的小冊子。田家英出于多年做毛澤東秘書的敏感，立即把這本小冊子要來，并送交給毛澤東。

當這本紙張已經變得發黃的《調查工作》小冊子送到毛澤東面前時，毛澤東高興地說：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回來了。

很快，這本小冊子被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到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毛澤東還特地為此寫了一段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 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30多年不見了。1961年1月， 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磥磉€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p>

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值得毛澤東如此高興而重視？

1930年5月，紅4軍攻克尋鄔縣城后，在那里工作、休整了一個月。

毛澤東卻沒有休息，他習慣利用征戰的間隙做調查。在尋鄔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開了10多天的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毛澤東的調查對象有11個，其中有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的商會會長，一個已失業的知縣衙門小官吏，幾個中級和一部分下級。

這次調查結果，毛澤東整理成8萬多字的《尋鄔調查》。

就在尋鄔調查的同一個月，毛澤東寫成了《調查工作》一文，這是毛澤東結合自己多年來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理論總結。

從調查入手，寫文章、做研究、定政策，這是毛澤東的一個習慣。在《調查工作》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有感而發，因此，文章一幵篇他就很直白地提出一個鮮明的觀點：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p>

這個警句式的觀點，之后被人們反復引用。

“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睂τ谡{查研究和解決問題的關系，毛澤東用了一個通俗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二者的邏輯關系清楚明了，人們一看就懂。

《調查工作》在20世紀60年代公開發表時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文中，最為精辟而深刻的論斷是：“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毛澤東在文中直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寫完這篇文章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在一個通知中又寫道：

“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一切從實際出發，先調查研究，而且要做正確的調查再下結論。毛澤東把他多年養成的好習慣帶到了井岡山。

1928年10月，毛澤東住在寧岡縣的茅坪，忙著為即將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決議。賀子珍回憶：“在決議里，他總結了井岡山和九隴山兩個革命根據地，在全國白色恐怖的包圍中站住腳跟，并不斷壯大的經驗。這個決議的一部分，后來以《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為題，公開發表?！?/p>

此時，毛澤東到井岡山開辟根據地剛好一年。這一年來，毛澤東和紅軍一面征戰，打破敵人的“進剿”“會剿”，一面建立紅色政權，開展土地革命，鞏固根據地建設。在內容豐富的斗爭中，毛澤東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并上升至理論加以闡述。

文章中，毛澤東從6個方面對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做了全面分析和闡述：一、國內的政治狀況；二、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三、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的失??；四、湘贛邊界的割據局面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五、經濟問題；六、軍事根據地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

毛澤東所說的“奇事”是指：當初上井岡山時，黨內就存在不同意見，甚至有人把上井岡山稱之為“逃跑主義”；一同上山的同志也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在這樣的窮山溝里能不能站住腳都成問題，還能干出大事？這種懷疑還比較普遍。

毛澤東著重分析了“奇事”產生和存在的原因、條件：

“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

“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和1927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

“第三，小地方民眾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于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

“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

“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并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中國紅色政權存在的問題分析清楚了，毛澤東又在文章中初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具體道路問題：在反動統治薄弱的農村積聚力量，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

寫到這里的時候，毛澤東的腦海中應該出現過這樣的畫面：一個一個的紅色革命根據地，楔入一塊塊白色政權之間。慢慢地，紅色根據地蔓延擴大。最后，紅色根據地反過來對白色政權進行了大包圍，實現了紅色政權的全國性勝利。

毛澤東認為：“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這是毛澤東對中國紅色政權的存在及取得最后勝利分析的原因、條件和結果。

毛澤東意猶未盡，認為還有必要結合一年來井岡山的斗爭實踐，從理論上分析一下井岡山的斗爭情況。

寫完《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的第二個月， 毛澤東隨前委機關搬到了井岡山的茨坪，在那里，又提筆寫了 《井岡山的斗爭》一文。

《井岡山的斗爭》是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上井岡山一年來，先后在寧岡、永新、茶陵、遂川等 縣恢復和建立了黨組織，發展武裝力量，開展游擊戰爭，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紅色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文章分為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割據地區現勢、軍事問題、土地問題、政權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革命性質問題、割據地區問題共8個方面。

在分析井岡山根據地的情況時，毛澤東認為：“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 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一、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二、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三、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斗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 是任憑什么敵人也不能消滅的。四、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五、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等處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p>

毛澤東認為：“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系，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nbsp;

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一、有很好的群眾；二、有很好的黨；三、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四、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五、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毛澤東肯定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

這一科學論斷是建立在中國國情基礎上的。而這一論斷，又在一年多的井岡山斗爭實踐和全國更多革命根據地斗爭的實踐中經受了檢驗。

對于在井岡山斗爭實踐中形成的政策和策略，毛澤東在文中概括為：“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做斗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實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即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釆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

這7條政策和策略，是毛澤東和紅軍在井岡山的創造，是中國特色的革命政策和斗爭策略。

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賀子珍后來回憶：“毛澤東為了寫好這個報告，幾次把寧岡、永新、遂川、蓮花、安福等縣的縣委書記請來做調查。有時候，他還召開一些座談會，把自己的想法講講，或念一部分寫好的文章，請大家提意見?！?/p>

井岡山的斗爭是艱苦的，物資奇缺，為節省經費、節約物資， 規定晚上點油燈只能用一根燈芯。毛澤東住在茅坪一幢造型獨持的樓房里，這幢樓房的閣樓天窗為八角形，人們叫它八角樓。 角樓中間的房間，就是毛澤東的臥室兼書房。毛澤東寫《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就在這個小閣樓上。晚上，山風微微吹來，只有一根燈芯的菜油燈光影搖曳，毛澤東跳躍的思緒，隨著搖曳的燈光汩汩而出；精致縝密的文思，鋪陳在粗糙的紙上。他的思想的光芒，穿越黑暗，照耀著中國革命的道路。

賀子珍回憶：“毛澤東寫文章，喜歡一面寫一面改。他為了寫好湘贛邊界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大改了幾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筆正楷謄清一遍。有時，我剛抄完，他又有了新的見解,又大改一遍，我再替他抄一遍。

“毛澤東寫詩和寫文章不同。他寫詩比較快，改動不是很大，這可能是因為他寫詩是有感而發，腦子里早已醞釀成熟了，才提起筆來。另外，詩是抒發感情的東西，怎么表達關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導工作的，表達得不準確，就要出毛病，在打仗時那是要死人的。所以，他寫文件、起草講話稿，特別慎重，總是改來改去?！?/p>

賀子珍是有幸的，她目睹了毛澤東的寫作，也就是見證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建。

轉眼又一年過去了，到了 1930年的元旦，毛澤東心情很好。

1929年底，紅軍挺進閩西開辟革命根據地的勝利，嚴重打擊了國民黨的白色統治。

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紅4軍第9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幵。毛澤東在會上做了政治報告，朱德做了軍事報告， 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認真總結了紅4軍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確立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等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會議還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8個決議，總稱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仍然是人民解放軍行動的基本遵循原則。

借著形勢大好，毛澤東詩意盎然，寫下了《如夢令·元旦》：

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

剛描繪完“風展紅旗如畫”，毛澤東就收到了紅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新年賀信。林彪信中流露出對革命戰略的模糊認識，和不愿開辟革命根據地進行長期、艱苦的斗爭，主張單純流動游擊的錯誤觀念。這是個有代表性的問題。

思考了幾天，毛澤東認為該給這位比自己小十多歲的年輕紅軍高層指揮官寫封回信，講清這些問題了。

毛澤東在回信中廓清了不少人存在的疑問，做出了和這些疑問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寫道：“1927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 發展的可能性，簡直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后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p>

毛澤東一反很多人認為現在是革命的低潮的觀點，而認為現在是革命高潮到來的前夕。

毛澤東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形象比喻，闡明革命的前景，用激情澎湃的萬丈豪情，鼓舞大家的士氣。

這封信毛澤東后來加了一個標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入《毛澤東選集》。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理論文章，是毛澤東對井閃山斗爭一年多來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最重要的是闡明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同一束亮光，在全國革命仍然處于低谷和黑暗時期，照亮了中國革命前行的道路，給革命者注入了前行的勇氣。

就像當年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一樣，沒有人要求毛澤東寫這些文章，但毛澤東總是在歷史的關頭，以對黨、國家、民族和歷史的擔當，自覺肩負起這個責任，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中國進行實踐，將在實踐中的結論提升為理論。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這是一個偉大的創新。這一創新源自井岡山。

革命實踐還在繼續，理論創新不會停止。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上，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做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半x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提出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科學論斷，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

1940年初，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在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投降傾向日益明顯；以蔣介石為首的親英美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1939年冬至1940年春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蔣介石接連發表演說，攻擊共產主義，宣揚其專制獨裁的假三民主義。國民黨統治集團大肆宣揚“一個主義(三民主義)” “一個政黨（國民黨)” “一個領袖（蔣介石）”。國民黨“理論家”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的公幵信，要求“將馬克思主義擱置一邊”；葉青宣揚“馬克思主義不適宜于中國”等等。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頑固派的反共、反馬克思主義言論，毛澤東站出來反擊了。

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發表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長篇演講。毛澤東在演講中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的新鮮經驗，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 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從理論上闡明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大問題。

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 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 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 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戰爭年代，理論也必須在斗爭中發展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