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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底，毛澤東和紅軍總部來到了毛兒蓋地區。
為了實現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方針，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 局在毛兒蓋召幵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洛甫、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 德、張國燾、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聶榮 臻、李先念等。會議集中討論戰略方針和夏洮戰役的作戰行動問題。
早在6月25日，毛澤東與紅一方面軍到達懋功縣兩河口，與張國燾率 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兩河口會議上，中央決定改原定在川西建立根據 地的方針為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為了創建陜川根據地，會議決定集中 主力向北進攻，發動松潘戰役，以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 潘后，紅軍主力向甘南前進。但是，張國燾原以為中央紅軍有30萬人馬， 會合后發現毛澤東他們已不足2萬人，自恃兵強馬壯，瞧不起中央紅軍， 野心膨脹，陰謀分裂紅軍。兩軍會合后，他陽奉陰違，大耍兩面派手法，反對中央北上政策，向中央爭權，毛澤東等人被迫讓他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后，仍不滿足，繼續分裂紅軍。由于張國燾的拖延，紅四方面軍主力遲遲未能北上，耽誤了一個多月時間。7月中旬，蔣介石在成都召開薛岳部師長以上將領的軍事會議，調兵遣將，部署新的圍堵計劃。這樣毛澤東等人原定的松潘戰役的計劃就很難執行了，因此，毛澤東等人轉而準備發動夏洮戰役。然而，張國燾卻提出紅軍西出阿壩，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肅邊遠地區西進，其主要的目的是拖延紅軍主力的北上行動。
毛兒蓋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的。此時，發生了賀子珍的小弟賀敏仁被殺事件。
長征出發后，賀敏仁一直在部隊當司號兵。他在家中是最小，從小備受父母和兄姐的關愛，十五六歲就參加了紅軍。由于姐姐、姐夫和哥哥都在紅軍中擔任重要職務，他年紀小，自恃姐夫和兄姐們都是“大官”，平時自由散漫，政治覺悟比較低。在長征路上他忍受不了艱苦的生活，肚子餓時，愛發牢騷，并且與周圍戰友關系也不好。部隊到達藏民居住地區毛兒蓋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守民族政策。
可是，一天，忽然有人報告說：“賀敏仁違反紀律，擅自進人喇嘛廟，私自拿去了 1000多個花邊銀錢?！?/p>
情況反映到了師部。師部馬上派人把他五花大綁起來，要槍斃他。賀敏仁說：“這是冤枉，我只拿了百十個銅板?！?/p>
但是賀敏仁違背了紀律是事實，師部仍要嚴肅處理，要槍斃他。賀敏仁只好懇求同他一起參軍的一個永新老鄉：“替我寫封信給姐姐賀子珍， 反映這個情況，救我一命！”
但是，這永新老鄉也不識幾個字，琢磨了大半天，也寫不出一封信，最 后，他索性對此事不問不管了。
賀敏仁被抓起來后，賀敏仁所在團的團長和政委商詛：“給毛澤東發個電報，報告這件事。等批復后再執行。”
然而，這時發份電報很麻煩，要先給電池充上電才能發報，有時候充電不足還發不出去。結果，發這份電報，又延誤了些時間。
此時，師部政委認為應該維護紅軍鐵的紀律，一定要馬上槍決。
結果，等軍委的電報回來，指示要緩期執行時，人已經被槍斃了。
對于這件事，紅軍中一時傳說紛紛。有人認為是對的，應該嚴肅軍紀， 不徇私情；有人認為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擊賀子珍和毛澤東。
這時傷口還未痊愈的賀子珍知道這件事后，很傷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澤東過不去，拿自己的弟弟開刀呢？但是，她控制住自己， 客觀地對這件事情作了調查。
她了解到，弟弟賀敏仁的錯誤是嚴重的，但的確沒有拿那么多錢，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錢。因為，一個最壯的挑夫，最多也只能挑七八百塊銀元， 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銀元。況且，他隨身就是一個小背包，一條小軍毯， 真有那么多銀元也沒處放。同他一起的戰士反映，他是拿了一兩塊錢。因為拿的是銅板，100個銅板也就值1元錢。結果，他一拿錢，平時對他有意見的人就故意夸大事實，而領導也沒有作任何的調查，不等中央批復，就釆取了行動。賀敏仁也因此命喪黃泉了。
賀子珍調查之后，把了解的情況，如實向軍委和毛澤東反映了。
此時，毛兒蓋會議正在緊張地進行，與張國燾的斗爭很激烈。會議再次強調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會議通過的 《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強調創造川陜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決議指出，在紅軍中必須糾正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毛澤東天天忙于說服張國燾等人，常常是半夜才回到住處。
毛澤東聽了賀子珍的反映后，沒有做任何表態。
事后，賀子珍也沒有干預這件事的處理，更沒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報復性的行動。若干年后，她見到自己的兄妹，談到這件事的時候， 賀子珍態度很平靜，她說道：
“我們一家革命,小妹先圓被敵人殺害了，沒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平時，當然可以爭個是非曲直，但當時是戰爭，是紅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不能干擾毛澤東對軍隊指揮工作的進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紅軍的紀律約束自己，也要用紅軍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的親人。”
